潘岳日前表示，信贷遭遇到的障碍，说明了改变现行格局和规则存在困难，这给政策推行者提出了更严峻的考验。
在原庆丹看来，经济政策的技术问题在实践中可以不断完善和解决。但最难解决、最容易使该政策落空的仍是，地方政府、企业、经济政策落实机构如银行等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带来的消解作用。
如“双高”行业中的大企业(或上市公司)一般均为商业银行的大型客户，停贷会造成商业银行前期投入的信贷风险，而地方政府也不愿意失去税收大户，继而继续成为企业的保护伞。
而在现行管理体制下，我国银行业很难成为完全独立的企业，其信贷行为还受着地方行政权力的左右。
“仅靠国家总局单方发文是不够的，需要相关部门配合。”一位长期研究政策的专家点评去年总局“生态补偿指导意见”时向记者表示，从目前看该指导意见只是部门条例，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更多地需要财税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配合。
对此，该人士分析：“不能因为某些技术难题而因噎废食，推进经济政策关键要解决相关体制问题。”即相关财税体制、干部考核机制、相关部门配套措施跟进及监管机制。
相比此，也有专家提出，要把经济政策从分散到各部门的行政法规中提升到立法高度，才能彻底破解体制难题。
如前述保险方面，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责任险作为强制险来推行，如果中国没有相关立法保障，很难保证企业都自愿参保。
无论未来从哪个方面突围，总局表示，“尽管困难重重，我们推行经济政策制度决心不变。”
